大明王朝马宁远原型人物是谁（大明风华历史人物原型）
大明王朝马宁远原型人物是谁（大明风华历史人物原型）
马宁远怎么想的不重要，关键是胡宗宪是怎么想的，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一、
看《大明王朝1566》会给人一种错觉，那就是胡宗宪的所作所为，所有出发点都是为国为民，是大明朝的“媳妇”，两头受气。
尤其是对待改稻为桑上面，他是坚决反对的，甚至不惜跟严党决裂，但其实，并非完全如此！
虽然，郑泌昌、何茂才指使马宁远毁堤淹田之事是瞒着胡宗宪进行的，但我们要用脚趾头想一下，作为浙直总督，胡宗宪不会在各大重要衙门埋下眼线吗？
参考后来胡宗宪一心一意去抗倭，还不忘在浙江巡抚衙门埋一个胖书办来看，其他衙门，必然也有眼线，不然很多信息来源就说不清了。
有了这个推断，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毁堤淹田始末，就会有了恍然大悟的感觉，或许，我们都被胡宗宪给骗了！
我们看，胡宗宪请求延缓改稻为桑的奏折是什么时候发的？
是毁堤淹田之后，是死了几千名百姓，又有几十万百姓无家可归的前提下，而且请求延缓改稻为桑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倭寇在蠢蠢欲动。
有人说，不对，在毁堤淹田之前胡宗宪就上过一份奏折，嘉靖帝没有看直接给打回来了，这才有了毁堤淹田。
而这份奏折讲的并非延缓改稻为桑，而是借粮：
“所有的事我今天就给朝廷上奏疏，请朝廷督促邻省给我们调粮，布政使衙门和按察使衙门现在立刻去向各米行催贷粮食。”
二、
而胡宗宪为什么要上这份奏折呢？
就是因为杭州知府马宁远纵马踏苗，还抓了几个以齐大柱为首的老百姓，迫使这群老百姓包围了浙江总督府。老百姓包围官府府邸，这不是小事，搞不好就会出现流血事件，甚至民变，所以胡宗宪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在这之前，胡宗宪其实一直在强推改稻为桑，只不过选择的方式是委婉的，并非是特别激进的。
这项国策正月就已经制定了，到了四月份还没有推行下去，因此，浙江的官员把新安江沿线的各个堰口都堵上了，就是制造干旱，迫使老百姓改稻为桑。
不要讲堵堰口的事，胡宗宪也不清楚，如果他不清楚，他也不会在老百姓包围总督府后命令杭州知府马宁远：
“抓的人立刻放了，新安江各个堰口立刻放水灌溉秧苗。你带着各县知县亲自去办。”
其实不仅堵堰口的事，胡宗宪一清二楚，纵马踏苗之事也跟他脱离不开干系！
踏苗的兵士可不是臬司衙门的兵，这是正儿八经的骑兵部队，是戚继光用来对敌的军队。正常情况下，各地官府需要用兵时，都是调动各衙门的差役，或者是臬司衙门的兵。这就类似于先动用警察，再不行是武警，最后才是正规军，这也不是随便一个杭州知府就能调的。
三、
所以，在戚继光赶过来要把军队带走时，马宁远是不怕他的，而且至少多次强调，这个兵是有调令的，是部院调来的：
“戚继光，兵是部院调给我的，你没有权利带走！”
在戚继光不理会马宁远之后，马宁远马上就反应过来，这个调令肯定是谭伦下给戚继光的，于是又搬出了胡宗宪来压戚继光：
“戚继光，你是部堂的人，我也是部堂的人，想反水，没有好下场！”
由此可见，从马宁远的潜意识中，他跟戚继光是同一阵营的，而且戚继光的行为会导致胡宗宪的反感。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戚继光并没有理会马宁远，只讲自己有调令，但就是不给马宁远看：
“有调令也用不着给你看，想知道，去上面问。”
如果戚继光真有胡宗宪的调令，他必然会马上掏出来，之所以没掏出来，就是因为他是奉谭伦的命令前来调兵的。
所以，马宁远才会气呼呼地押着几个闹事的百姓，要去找胡宗宪评理：
“回杭州，见到部堂大人再说！”
甚至在看到谭伦之后，马宁远还当着胡宗宪的面喊着，要抓谭伦：
“大人们都看清楚了，就是这个人伙同戚继光干的好事！”
所以，纵马踏苗这事，跟胡宗宪绝对脱离不开干系，至少他是知情的，而且士兵也是他调给马宁远的。
四、
不仅如此，马宁远当着胡宗宪的面还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们在前面卖命，别人在后面拆台！干脆说，朝廷改稻田为桑田的国策还要不要人干？要这样干，我们可干不了！”
眼看谭伦下不了台了，胡宗宪才出来打马虎眼，接下了这口锅：
“是我叫戚继光把兵带走的。”
此话一出，大出马宁远的所料，他根本就想不明白的，改稻为桑如果改不好，首先受处分的就是胡宗宪，这也是后来他瞒着胡宗宪毁堤淹田的出发点。
胡宗宪也很清楚，改稻为桑如果完成不了，国库的窟窿就补不上，嘉靖帝就会冲严党发飙，到时候，严嵩、严世蕃、胡宗宪都跑不掉。
但胡宗宪又不能不考虑谭伦，谭伦是裕王派来的人，裕王是未来的皇帝，胡宗宪再傻，也不会以得罪裕王为代价完成业绩。
所以，对他来说，如果能正常的改稻为桑，老百姓能自愿改，那是更好的结果。显然，这种结局并非是裕王等人希望看到的，谭伦就在浙江盯着，纵马踏苗真的踢死了老百姓，谭伦的弹劾奏折就够胡宗宪吃一壶的。
所以，胡宗宪，既想完成改稻为桑的国策，又不能让谭伦挑出毛病来，这样一来，事情就非常难办了。
事情难办，不代表不能办，胡宗宪清楚，自己不急，上面也会急，上面急了，事情就有转机。
所以，不要觉得毁堤淹田这种事是瞒着胡宗宪干的，浙江这地面，他可比严世蕃熟悉多了，严世蕃能想到的策略，他会想不到？
五、
马宁远作为胡宗宪忠实的下属，思上级之所思，想上级之所想，愁上级之所愁。所以，他才会被郑泌昌和何茂才，以及杨金水这么一句简单的话所蒙住，岂不知，不过是他的见机行事罢了：
“忠上司认主子是你的长处，但是我问你，你听胡部堂的，胡部堂听谁的？还不是听严阁老小阁老的？那么你听严阁老小阁老的，还能有错？”
脱离了严党，不认恩师，胡宗宪就失去了做人的根本，他活不成。脱离了裕王这边，胡宗宪也没有好果子吃，先不说大明早晚是裕王的，单就谭伦这个眼线，他就对付不了。
而毁堤淹田这个策略，是可以成功进行改稻为桑的，缺德的地方是坑了老百姓，这一点胡宗宪也很清楚。
一方面田已经毁了，老百姓想种水稻也种不成，只能改桑田，造成既定事实。另一方面，胡宗宪是不知情的，而且还勇敢积极地赈灾，在裕王这边也获得好感。
此举是既能完成任务，又能不至于得罪人，这才是胡宗宪最想看到的结局，马宁远显然也预测到了，所以才会说：
“部堂大人不再夹在里面为难，属下这颗人头赔了也值。”
但胡宗宪要想达到目的，还有一难，那就是怎么说服淳安和建德的百姓，做出牺牲？
因为新安江的水太大，九县决口，一个地方堵不住，其余地方也堵不住，唯一的办法只有疏，但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呢？
就是淳安和建德会有人伤亡，很容易理解，水还是那么多水，往九个县流和往一个半县流，每个县的水量是不同的。或许田同时被毁，不至于死这么多人，但受灾的民众会多一些，只开淳安和建德，则会淹死人。
这要是让淳安和建德的老百姓投票同意自己被淹，通过性几乎为零，所以，那些可爱的大头兵必须得死！
只有他们死了，胡宗宪才有理由跟其他乡亲们说，自己已经尽力了，实在堵不住了。也只有他们死了，胡宗宪才能下命令把这个口子再挖大，让水流再大一点，以便保住其他几个县。
大明朝的老百姓，太容易感动了，人都是有良心的，见到士兵为了堵口子，命都没了，也就接受了这个结局。
后面一系列的骚操作，都在表明，胡宗宪虽然没有想过做伤天害理之事。但是其行为滋生了这种土壤，在他的地盘上出现这种事，也就顺理成章了。
正所谓，神仙打仗，百姓遭殃，清流跟严党斗法，胡宗宪夹在中间谁也不想得罪，最终只能选择得罪那群跳河士兵，得罪那群被淹老百姓了。
而马宁远，谁能保证，他不是胡宗宪的弃子呢？
既然选择了当棋子，还能有什么想法啊，任人摆布罢了！
听我杨角风来给大家好好分析一下马宁远，用一句话来给他定性，他就是：
天下之一罪人，知不可为，偏偏就为之了！
一、杭州知府马宁远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官员，甚至于他最后的赴死给人的感觉还有点大义凛然，有些℡☎联系：的感动。用杨金水的话来讲，对马宁远的评价是“肯干事、认上司”。
大明朝改稻为桑的国策，虽说有他的弊端，但也不是不能执行，至少在马宁远看来是这样的。
国策的制定是在正月，马宁远指挥士兵骑马踏苗时已经到了农历四月份，这期间足足有三个月的时间推行政策。也就是说，马宁远并没有一开始就气急败坏地逼大家改稻为桑，而是经历了一些过程的。
剧中他自己对着那些老百姓也在感慨：
“改稻田为桑田，上利国家，下利你们，这么天大的好事，就是推行不下去！”
一句“就是推行不下去”，就代表，他尝试过推行，为了逼着老百姓改种桑田，甚至于把新安江的堰口都堵住了。堵堰口并不是为了后来的毁堤淹田，而是为了不放水，让老百姓无法种植水稻，但老百姓还是种了。
马宁远一心想推行改稻为桑国策，一方面是朝廷下的命令，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报答胡宗宪的知遇之恩。
如果改稻为桑在马宁远等人的推动下，不用纵马踏苗，也不用毁堤淹田，就能顺利推行，那么这份功劳里面，必然有马宁远的一份。
马宁远是举人出身，祖上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读书不多，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为人耿直，又愚忠，一心做事，却成了别人的棋子。
二、
当改稻为桑推行不下去，老百姓又阻拦纵马踏苗时，马宁远并没有退缩，即使常伯熙建议他退兵回去再商量，不要抓百姓，马宁远却大喝一声：
“怕死了？怕死就把纱帽留下，你们走。”
他能说出这句话，也代表他并不是奸诈小人，而是敢作敢当的莽夫，为什么说他是莽夫呢？
改稻为桑国策是朝廷下给浙江的，真正的负责人是胡宗宪，马宁远是他小弟，自然要首当其冲。郑泌昌和何茂才等人也说动胡宗宪，派了一些兵协助马宁远推行国策，在这个基础上，马宁远却干了一件蠢事——纵马踏苗。
作为胡宗宪的忠实拥护者，政策推行了三个多月，还是这个鸟样子，马宁远不可能不知道胡宗宪对待改稻为桑的态度。后来戚继光前来调走了兵士就说明了一切，没有胡宗宪的授意，戚继光也不敢贸然调走兵士。关键是戚继光调兵时马宁远说的话，暴露出，他就是一个莽夫。
我们看看踏苗现场他的几句神语录：
当齐大柱拦着骑马士兵被抓后，马宁远反问了一句：
“桑农为什么要带着稻农闹事？”
是啊 ，不仅马宁远疑惑，我们观众也疑惑，又不是踏的他家的苗，这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吗？
马宁远脑袋瓜一转，马上就给齐大柱扣了一个罪名：
“你在王直那当什么头目？”
罪名不是能随便扣的，何茂才在给齐大柱扣“通倭”帽子之前，还得坐实罪名，能做到自圆其说。而马宁远是张口就来，要么早就预谋好了，谁阻拦就给谁扣“通倭”的帽子，要么就是他的智商只能联想到，这些闹事的“刁民”必然受了倭寇的蛊惑。
三、
马宁远这个人还是有魄力的，面对齐大柱等人的阻拦，他直接就说了自己的底线：
“改稻田为桑田是朝廷的国策，你们要么自己改，要么卖给别人改，死一千个人，一万个人，全浙江的人死绝了也得改！”
如果说他把这个劲头用在为民 *** 上，他的魄力并不比海瑞差，至少他坚定一件事，就会一直走到底：
“本府台现在就一个人站在这里！敢造反的就过来，把我扔到这河里去！”
在马宁远的潜意识中，改稻为桑必须推行，如果不推行，国库的亏空就补不上，国库亏空补不上，严嵩他们日子就不好过，严嵩日子不好过，就会怪罪胡宗宪不给力，这是他不希望看到的事情。
所以，他认为，改稻为桑能推行成功，最起码，对胡宗宪来讲是好事！
即使在戚继光已经调走了兵，自己已经无军队押送的情况下，仍然执意要把几百名“反民”带回杭州。这也说明，他从骨子里就不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不合理的，相反，他认为他这样做，很合理：
“戚继光把兵带走了，朝廷还有百万官兵！聚众对抗，本府台这条命陪着你们！”
戚继光都告诉他了，调令让他自己去上面问，他就应该明白胡宗宪是什么态度了，结果他仍然是压着几百个怒气冲冲地百姓回杭州，这就是个莽夫！
要想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莽，看懂了他为什么答应郑泌昌和何茂才等人干出毁堤淹田这等惨绝人寰之事，也就明白了。
四、
马宁远并没有深入的思考过，老百姓为什么不愿意改稻为桑，他也不想去思考，因为他不是为下面的百姓服务，而是为上面的上司负责。
郑泌昌、何茂才还有杨金水，绕过胡宗宪直接命令马宁远去毁堤淹田，他不是不知道此举的后果，事成之后，面对众人的恭维，他自己也说了：
“什么功臣，天下之一号罪人罢了……到时候砍头抄家，各位大人照看一下我的家人就是了。”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不是莽，这是蠢！
很多人看不懂，马宁远这个人，既蠢又笨，胡宗宪为什么还要把他放在自己下面任杭州知府？
这件事就是有力的解释，虽然毁堤淹田这种事胡宗宪不清楚，但胡宗宪肯定清楚郑泌昌、何茂才等人的为人，他们必然会利用一切手段来盘剥百姓，包括利用马宁远。
《大明王朝1566》很多人看过后都说这是给胡宗宪洗白，在杨角风看来，恰恰相反。作为严党的忠实骨干，一方大员，封疆大吏，管束下属正是其责任之一，底下的人这么胡作非为，他能不知道？
正是因为他知道，早晚有一天会被牵连，所以他才养了一个愚忠的马宁远，为得也是有朝一日能替自己挡一枪。
胡宗宪是马宁远的上级，严嵩（严世蕃）是胡宗宪的上级，上级的上级下达的丧心病狂的命令，马宁远是接还是不接？
尤其是杨金水这句话：
“忠上司认主子是你的长处，但是我问你，你听胡部堂的，胡部堂听谁的？”
五、
马宁远能答应毁堤淹田，正是出于对胡宗宪的理解，至少在他看来，胡宗宪是会无条件听从严嵩（严世蕃）的。
至少在这之前，胡宗宪所作所为都是按照严嵩（严世蕃）的意思来干的，不然他不会这么做。
毕竟脏活总得有人干，与其让上司参与进来，以后扯不清，不如自己瞒着他干，但马宁远这个人还是有底线的：
“关口是那么多县被大水淹了以后不能饿死人，我不能让部堂大人到时下不来台。”
马宁远还是蠢，猛得一看他的底线好像是不死人，其实，他的底线是不能让胡宗宪下不了台！
他认为沈老板会拿足够的粮食赈灾，他以为这件事不会牵扯到胡宗宪，还能让他完成改稻为桑而受表扬，甚至自己都把自己感动了，以为自己帮上司完成了一件大事：
“我这一生，生是部堂的人，死是部堂的鬼，现在我终于有个报答部堂的机会了……”
胡宗宪气得扇了他一巴掌：
“自作聪明！”
马宁远回答一句：
“我不想瞒部堂……天下事有许多本是‘知不可为而为之’。”
面对胡宗宪的抓狂，马宁远显然早就想好了对策：
“堤不是毁的，是属下们去年没有修好，才酿成了这场大灾。但愿淹了田以后，朝廷改稻为桑的国策能够施行，部堂大人不再夹在里面为难……”
这也说明马宁远其实知道改稻为桑难推行，他也知道胡宗宪是在左右为难，所以，才在正常推行不利的情况下，棋走险招，希望既能完成朝廷的任务，还能不让胡宗宪为难。
后来的胡宗宪确实采取了马宁远的做法，报的是河堤失修，而不是报的天灾，更不是报的人为毁堤。从这一点上看，胡宗宪跟马宁远其实是一伙人，都是为了上级，不得不委屈了下面，甚至是自己。
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句话当属天下之一罪人——马宁远的自评吧！
我叫杨角风，换种视角看大明王朝，你会发现不一样的乐趣！
马宁远是胡宗宪的忠实手下，被任命为杭州知府，此人从为官为人上面来说还是不错的，一心在干事，但此人的出发点不是为了下面的百姓，而是为了报答胡宗宪的知遇之恩，做出来的事情即蠢又莽也就可以理解了。他自己就说过，他活是胡宗宪的人，死是胡宗宪的鬼。而胡宗宪却是严嵩的手下，严嵩为了弥补国库亏空，严厉要求浙江地区推行改稻为桑的农业政策，但老百姓却一百个不答应，导致在作战之一线的马宁远压力山大，为了不给主子胡宗宪抹黑，只能动歪脑筋，直接把老命给赔上了。马宁远居然没有把直接命令他毁堤淹田的郑泌昌和何茂才二位上级给供出来，确实有点出人意料，但仔细想想，他的确不能这么干。
马宁远为了推行严嵩改稻为桑的农业政策，可以说是做到了丧尽天良，他把自己都说成了天下之一罪人，他先是纵马踏苗，后又按照郑泌昌和何茂才两位省级领导的指示毁堤淹田，数万百姓顷刻间领了便当。他的一举一动都在表达他对胡宗宪的死忠，他的人生观就是士为知己者亡，这一生足矣。毁堤淹田是他背着胡宗宪干的，直接命令是从省级官员郑泌昌和何茂才二人那里发出来的。恰恰这两个人都是严嵩的党羽。最终马宁远成为了胡宗宪的白手套，死到临头却不能反咬出郑和二人，这恰恰是胡宗宪的安排。既然是胡宗宪的指令，马宁远自然不会反咬这两位上级。
胡宗宪出于全局考虑，不想把事情闹大，将杭州知府马宁远为首的4名官员先斩首，然后再上报，以便尽快息事宁人。如果让马宁远反咬郑泌昌和何茂才二人那就是直接打内阁首富严嵩的脸，打严嵩的脸，恰恰违背了胡宗宪的宗旨，胡宗宪可以不当一个名臣，但是他不想做负心之人，他毕竟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严嵩的党羽。
马宁远可以说是慷慨赴死，死前向胡宗宪提出一个条件，必须保证他的家人安全，胡宗宪答应了。如果马宁远反咬郑何二人的话，自己肯定是保不住自己家人的，必定会被满门处决。马宁远身为杭州知府朝廷命官，根本没有考虑过下面的百姓为什么不愿意服从国家政策改稻为桑。他把自己的所有精力都在为上级考虑。马宁元又莽又蠢，为什么胡宗宪还要用他？其实他早就成为了胡宗宪想要牺牲的一颗棋子。胡宗宪不可能不知道马宁远上头的郑泌昌和何茂才是何等角色，他养马宁远这条狗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替自己挡枪子。政治真是太可怕了。
郑仕明。大明王朝1566是由张黎执导，陈宝国、黄志忠、王庆祥、倪大红等主演的历史题材电视剧，其中马宁远的扮演者是郑仕明，是一个影视演员，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代表作品还有有电视剧楚汉争雄，新三国演义等。
实际的情况自然是徐阶肯定写信过去了，不过不是让赵贞吉借粮食，而是让他不借。小阁老严世蕃写信给郑必昌何茂才让他们毁堤淹田，杨金水伙同二人说服了胡宗宪的亲信杭州知府马宁远。马宁远背着胡宗宪干了这件伤天害理的事情，带人扒开了新安江的大堤。胡宗宪得知了以后，非常生气，对自己一手栽培的马宁远说了这样一句话：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天下事坏就坏在这里。”
按道理来说，马宁远是胡宗宪一手栽培起来的，胡宗宪对他有知遇之恩。同时，马宁远这个人也非常懂得知恩图报，可以说胡宗宪让他死，他绝对会毫不犹豫的去死。但是就是关系如此好的两个人，仍然被杨金水等人钻了空子。所以可见事在人为，天下没有什么东西是铁板一块的。
毁堤淹田的事情发生了以后，严嵩干了一件事情，那便是去找徐阶谈心。为什么严嵩去找徐阶谈心？因为严嵩想让出首辅的位子以拉拢徐阶，让徐阶帮他善终。当时情况是这样，朝廷之中主要是倒严派和严党的争斗。倒严派中徐阶资历最深，实力最强，高拱和张居正还差火候。如果他愿意站在严嵩这面的话，严嵩是有机会善终的。
所以才有了这一出严嵩推心置腹，徐阶装傻充愣。此时的严嵩其实已经是向徐阶示弱了。毕竟此时严嵩还是首辅，二十多年的下来，严党树大根深。徐阶是敌是友，其实严嵩是不大有把握的，但是严嵩请求了徐阶让他的学生赵贞吉借粮食给胡宗宪。
胡宗宪最后成功的接到了粮食。于是趁着师徒二人相会的时候，严嵩肯定会找胡宗宪确认这件事情。如果徐阶写信给赵贞吉让他借粮食给胡宗宪，那么就说明徐阶愿意帮助严嵩，是严嵩的朋友。胡宗宪心里明白，徐阶是铁定倒严的。只是胡宗宪也聪明，并没有告诉严嵩实情。
实际的情况自然是徐阶肯定写信过去了，不过不是让赵贞吉借粮食，而是让他不借。赵贞吉在和胡宗宪的对话中已经很明显了，“两边的人都不愿意我借粮食给你”。一方是以严世蕃为首的人，另一方自然是张居正这些人。
所以，这可以说明徐阶并没有写信让他借粮食给胡宗宪，不然赵贞吉不会不提及他师父。为什么严嵩要亲自找徐阶，说白了古代师徒如父子，同朝为官，赵贞吉必然是徐阶的人，旁人是调不动的。只有徐阶的话，赵贞吉才有可能会听。但是赵贞吉表示不能借粮食，充分说明徐阶倒严的决心。
他们冤？
他们俩最该死了！
一、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那就真难了！
其实翻遍史书上下五千年，没有一个贪官是一心只管贪的，大都上任时，也是胸怀天下，也是想造福百姓的。毕竟是人，又是有头有脸的人，还是饱读诗书的人，多少还是要点脸的。
可以说淳安和建德两位知县，是一心跟在杭州知府马宁远后面跑的。而马宁远又一心要报答浙直总督胡宗宪，胡宗宪又是严阁老的人，正所谓一环扣一环，扣在最后还是一环。
包括严嵩，当首辅的这些年，也是一心要管好大明朝，也没想过一定要陷害忠良，除非他吃饱了撑得没事干。可是，人往上爬，就得踩到别人，爬得越高权力越大，也就越没有安全感。越没有安全感，也就越想掌握更大的权力以获得安全感，也就越往上爬，最终爬到顶峰，无路可爬。
自古权利跟义务是划等号的，严嵩掌握了明帝国一人之下的权力，那就得享有一人之下的义务。所以，当大明朝发生了经济危机之后，最担心的不是嘉靖帝，而是严嵩！
要解决国库空虚问题，严党提出了“改稻为桑”国策，并得到了嘉靖帝的赞同，随后便严格推广起来。可以这样说，这条政策的出台，单从设计的路线来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问题就出在了最终落实政策的基层上面。
也就是浙江地面，以及地面上形形 *** 的各级官员，他们怎么去发动老百姓推行这项政策的执行是关键！
二、
“改稻为桑”国策的制定是在正月，杭州知府马宁远带着淳安知县常伯熙和建德知县张知良，以及军士去踏苗的时候，已经是四月份了。
可以说，这期间的三个月，马宁远、常伯熙和张知良没少对百姓费口舌，至少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想出踏苗的损招，不然马宁远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改稻田为桑田，上利国家，下利你们，这么天大的好事，就是推行不下去！”
甚至，他们还把新安江的堰口给堵死了，当然，他们此举并非是为了毁堤淹田，而是为了不放水，迫使百姓放弃种植水稻。
其实当时胡宗宪的态度是比较模糊的，如果百姓自愿改稻为桑，那更好，如果不能，那也不能逼迫百姓这样干。
到这时候，常伯熙和张知良都还是比较理智的，面对不够理智的上级，常伯熙还劝他回去再商量别的办法，别跟百姓硬刚，结果被马宁远威胁拿了他乌纱帽：
“怕死了？怕死就把纱帽留下，你们走。”
从马宁远的话中可以看出，常伯熙和张知良俩人的态度是一致的，基本没有发话的权力，只能被马宁远裹挟着向前走，除非俩人的知县不要当了。
既然不用这两位知县出面硬刚，有上级在现场亲自指挥，他们俩自然也就没有退缩的可能性。尤其是马宁远，总是在放狠话，什么人都死绝了也得改，什么自己就站在这：
“本府台现在就一个人站在这里！敢造反的就过来，把我扔到这河里去！”
三、
可以说，到这时候为止，淳安知县常伯熙和建德知县张知良都不用负责任的，那么为什么最后这俩人也被砍了呢？
就是因为这俩人参与了毁堤淹田！
为什么说，这俩人参与了毁堤淹田后，必死无疑呢，下面听杨角风来给大家进一步分析：
毁堤淹田的命令是严世蕃下达的，就是因为胡宗宪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不希望朝廷逼着老百姓改稻为桑。所以，这条命令并没有直接下给胡宗宪，而是瞒着胡宗宪下给了郑泌昌和何茂才。
郑泌昌和何茂才要想让计划落地，首先得拉拢朝廷派到浙江的一条“狗”——杨金水，这一点两者利益一致，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其次便是找执行者，以及日后东窗事发后的替罪羊，也就是杭州知府马宁远。
因为他们要淹的就是杭州府的地界，当然得跟当地的更高指挥官达成一致意见啊。参考后来的杭州知府高翰文，他如果不配合，郑泌昌和何茂才都拿他没办法。
记住，到此时常伯熙和张知良还是跟马宁远捆绑在一起的，真正让马宁远下定决心干蠢事的是杨金水的这句话：
“忠上司认主子是你的长处，但是我问你，你听胡部堂的，胡部堂听谁的？还不是听严阁老小阁老的？那么你听严阁老小阁老的，还能有错？”
但后面两个知县的做法就彻底导致了他们的死亡！
四、
不管胡宗宪按哪种方式汇报毁堤淹田之事，马宁远、常伯熙、张知良都必死无疑：
按照小阁老的想法，这次新安江决堤，把责任归结于天灾。可是，遍观史书，任何一个地方发灾，不管是什么原因，父母官是必须要到现场赈灾的。即使现在也是如此，如果地方官不足以处理大灾，那么省级，朝廷都得派钦差前来处理，没有例外。
而这次新安江决堤，按照后来海瑞查实的情况是：
“一夜之间，整个淳安半个建德全在洪水之中，死亡百姓三千余人，无家可归三十余万！”
这已经是大灾了，一夜之间就死亡了三千多人，马宁远尚知道跟郑泌昌和何茂才要求：
一是不能饿死人，二是不能让胡部堂下不了台，当然，他肯定没有预料到后来胡宗宪是掘开了淳安建德两处口子。虽保住了其他几个县，但水都去了淳安和建德，自然就导致大水淹死了人更多。
可是当胡宗宪跟谭伦在前线赈灾的时候，常伯熙和张知良还在跟郑泌昌和何茂才喝酒庆功，这就是找死，日后不管这场灾难是怎么发生的，他俩必死无疑。
尤其是这句神来之笔，当马宁远讲自己如果还在这里喝酒，那就是没了心肝，扭头就要去找胡宗宪时，常伯熙和张知良还在问：
“我们要不要去呀？”
做人愚蠢到这个地步，还指望能保住命？
五、
也就是说，即使是按照小阁老的理论，把决堤按天灾来算，淳安和建德两位知县也难逃一死，除了救灾不力以外，还有另外一条理由，这一条后来胡宗宪也讲了：
同样的暴雨，同样的江河，临省的江只花了新安江一半的修堤款，人家那固若金汤，我们这里这个谎怎么圆？
不仅胡宗宪不信，当时的河道监管李玄也不信啊，当时他就找杨金水了：
“干爹，干爹，九个县，九个县的堰口都，都裂了，一定有人要决口，这是要害儿子，害干爹您呐！”
他都清楚，这种桃花汛根本不可能让新安江决堤，肯定是人为的，肯定是有人在害他。
那么作为淳安和建德两县，修堤到自己管辖范围时，必然会经手参与。光修堤不力的罪名，也可以砍了他俩的头，事实上也是以这个理由砍了他们。
这还是在天灾的前提下，如果是人祸，那他们俩更是无处可逃，因为这个堤就是他俩参与决开的，还是后来海瑞的审讯何茂才时记录的口供：
“据查，原杭州知府马宁远，原淳安知县常伯熙，建德知县张知良，在端午汛到来之前便带着你臬司衙门的官兵，守在九县每个闸口，五月初三汛潮上涨，九个闸口同时决堤，你的官兵一夜之间全部撤回。”
记住，这俩知县竟然糊涂到带着士兵，挖开口子，淹了自己管辖的地盘，这种父母官，不杀怎么安抚民众？
历来神仙打架，百姓遭殃，百姓遭殃之后，先干掉的就是地方官，以便给百姓交代。
那么淳安和建德的这两名知县，该怎么做，才能保命呢？
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说服马宁远，停止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如果说服不了，可以当场辞职不干，以马宁远的脾气，会批准的。
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保命，除此之外，只要存在了毁堤淹田的这个动作，只要有百姓因此而死亡。那么不管是朝廷，还是地方大员，都不可能这样轻易放过去，即使是他们刻意为之，也必然找出几个替罪羊，以平复民怨。
既然是找替罪羊，那么谁会首当其冲呢？
必然就是淳安知县常伯熙，还有建德知县张知良，幸亏胡宗宪牺牲了这两个县。如果没有处理，任由九个县被淹，那么其他七个县的县令，脑袋也就跟着一起落地了。
淳安知县常伯熙，还有建德知县张知良，以及杭州知府马宁远的死也并非没有意义。至少胡宗宪以他们三个的供词，逼迫郑泌昌、何茂才、杨金水在自己报的河堤失修奏折上签了字。如果没有他们三个的供词做威胁，他们三个哪里肯这么容易就范？
常伯熙和张知良临死前，还在哭哭啼啼地喊冤：
“李公公，我们冤枉啊！”
你们冤枉？
你们最该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