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浙江巡抚叫什么（明朝浙江巡抚是什么官职）
大明王朝浙江巡抚叫什么（明朝浙江巡抚是什么官职）
在地方行政中，宣德时期最重要的制度发展是地方治理开始从半正式向正式的体制过渡。在这个体制中，官员们被任命到各省担任巡抚，其意义为“巡视安抚”；这个头衔在英语中通常被译作“总协调人”（grand coordinator），因为这类官员的职责是协调省的三司——按察司、布政司、都指挥使司——的职能。这种省的行政体制的设立体现了以前几代皇帝统治时期为了临时任务由中央 *** 任命特任 “巡抚”这一做法的变化。“巡抚”这一名称已被洪武帝于 1391年在较为一般的意义上使用过，当时他派太子朱标去陕西执行类似的任务。永乐帝在 1421年也派26 名高级朝廷官员进行安抚军民的工作。不但著名的官员曾被专门授予巡抚或安抚的官衔，而且有些亲王——包括登基前的洪熙帝和宣德帝——也被委任过。
关心民间疾苦和地方行政工作的宣德帝遵循这些先例，在1425年9 月派两名高级官员到南直隶和浙江省去进行“巡抚”。当1430年，任期不限定的高级官员被委派去 “巡抚”河南、陕西和四川的民政、司法和军事工作时，体制的定形化过程仍在继续；5 年以后，这类委派的任务被扩大而包括了从甘肃至辽东的北方边境的主要边防地区。在承担长期管辖这样大的地区的任务时，这些专使实际上已把后来称之为巡抚的职务制度化了。但巡抚从未被承认为实质性的任命，而是把职权委诸同时在中央 *** 任正式官职的官员的一种专门的委任。这类官员通常是六部的侍郎，特别是兵部侍郎。后来他们被加授高级监察官员的空衔。此外，巡抚还被指定为兼提督军务或参理军务。当军事在行政管理中日趋重要时这种情况变得更加普遍了，并且标志着随着军事组织本身的退化文官逐渐地控制了军事。巡抚制逐渐演变成后来称之为总督的管理方式，总督意即被委任去处理涉及一个以上辖区的文职协调人。
1430年 10月当工部右侍郎周忱 （1381—1452年）被指定去监督征收和运输从长江流域解往北京的漕粮时， “总督”这一官职名称开始被使用，意即“监督”。这一先例在下一代皇帝统治时被制度化了，这时这些专使之一担任了巡抚和总督，具有明确的军事责任。巡抚制和总督制都在正统帝时期趋于成熟；它们成了明代行政等级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满洲的统治者为了加强对中国的控制，也继而加以采用
公元1550年的春天，浙江巡抚朱纨，服毒自杀了。
三年前，这名军事才华出众的帝国官员，被嘉靖皇帝任命为浙、闽两省更高军事指挥官，负责平息东南沿海的“倭寇之乱”。
为官清正的朱纨，一上任就收到了各种暗示。有人许他富贵，有人许他升官，朱纨不为所动，来了个釜底抽薪，“革渡船，严保甲，一切禁绝私市”，把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压得死死的。
当时整个帝国都知道，所谓的“倭乱”，绝大多数是亦商亦盗、以海外贸易为生的浙闽两省人，只有极少数的日本浪人参与其中，而且这些日本人往往受雇于中国大海商。
朱纨严格执行帝国的海禁政策，并采取强硬的军事措施，先后俘获了当时更大的两大海商集团头目——许栋和李光头。
朱纨在给朝廷报捷的奏疏中，指责浙闽两省的世家大族与“倭寇”有勾结。
这项指控，相当于在浙江、福建沿海的豪强家族中扔下一颗炸弹。
两省的豪门大族，立马动用各自的官场资源，对朱纨展开反击。浙闽籍的朝廷言官纷纷弹劾朱纨，一方面说被俘的许栋、李光头等人都是良民，不是贼党，更不是倭寇，要求从轻发落；另一方面说朱纨污蔑浙闽士人，惑乱视听，请求皇帝撸掉他的军事权力。
结果是，朱纨下令对96名被俘的“倭寇”和“海盗”，处以死刑。
这一下，浙江、福建两省士大夫十分惊恐，再次弹劾朱纨“擅杀”——帝制时代，生杀大权必须掌握在中央特别是皇帝的手里，朱纨擅自杀伐，给了别人弹劾他谎报军功、僭越权力的理由。
转瞬之间，“禁海”名臣朱纨，变成了帝国的待罪之徒。
他无限感慨地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
绝望中，朱纨喝下毒药自杀。临死前，他颇为无奈：“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为官清正、能力很强的官员，在死守一条落后于时代的国家政策（海禁）时，连同自己的性命，也为时代所吞噬。
朱纨死后17年，1567年，隆庆皇帝即位后顺应时势，开放了海禁。由此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显著的一点是，世界上的白银，终于源源不断、堂而皇之地流入中国。
从此时起，到帝国覆灭，大约77年间，大明王朝迎来了它的“白银时代”。
一个帝国，生死系于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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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2年，从日本驶向中国漳州的三艘商船，在中途被俘获，船上满载白银3000公斤。当时，在海上从事中日贸易的这样的商船，大约有10—20艘，进口到中国的白银不少于20000公斤。
而这都属于非法的走私贸易。
嘉靖时期，声势浩大的“倭乱”，很大一部分诱因，是由于日本发现了产量巨大的银矿。来自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的商船，于是不断航行到日本九州，跟日本“以物易银”。
1544年，一艘中国商船在海上遭遇风暴，漂到朝鲜。朝鲜方面问船主，为何事而来。船主回答说：“以贸银事往日本，为风所漂而至此。”
这说明，中国商人以获取白银为目的的中日海上走私贸易，已经开始了。
根据历史学者的估算，在1540年—1644年的100年间，平均每年有75吨白银从日本流入中国，总计有7500吨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这仅仅是白银进入中国的一个来源。
白银的另一个来源，是美洲。
1545年（嘉靖二十四年）和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西班牙殖民者相继在波托西（今属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发现特大型银矿。此后，大量低成本的美洲白银，通过国际贸易、金融操作、走私、海盗掠夺以及战争赔款等多种渠道，源源不断地注入西班牙和欧洲其他主要国家。
但是，流入欧洲的美洲白银，最终，大部分都被装运到了中国，用于购买中国产品。
其中一条路线是：西班牙著名的“无敌舰队”装载白银，自墨西哥、巴拿马和秘鲁等地出发，经葡萄牙里斯本港和西班牙本土南部港口，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果阿港。沿途有买有卖，有装有卸。在果阿港又增载来自地中海和中近东市场流入印度的大量白银，再经马六甲运至***。然后由葡萄牙人用这些白银购买日本、印度、中东、近东、中欧和西欧各地市场所需的大宗中国货物。
仅仅葡萄牙商船，每年自果阿港运至***的白银，就有6000—30000公斤。
1571年，隆庆五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马尼拉建立殖民首府。此后，美洲白银直接航越太平洋，运到马尼拉，再经过贸易转至中国，这就是著名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这条路线，成为明朝晚期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主要渠道。
一项数据研究显示，在1590年—1644年的50年间，通过美洲—菲律宾—中国这条路线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达到4620吨。
数据表明，明朝晚期，包括日本和美洲在内的世界白银产量，占总额的1/3至1/2最终都流入了中国。
明朝中国因此被形容为世界白银的“吸泵”，吸纳了当时全球巨量的白银。
没办法，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太强了，天下无敌。当时，整个世界都受益于中国输出的物美价廉的商品，茶叶、瓷器、丝绸、棉布、药材等等。而站在中国，放眼世界，其他地方能够售予中国的货物，却非常有限，这就逼迫他们只能用白银货币来跟中国做生意。史载，当时的外国商船来中国贸易，“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
难怪后来的清朝皇帝会习惯性地声称“天朝上国，啥都不缺”，这是中国在1800年之前的三四百年一直维持大幅度贸易顺差的思维惯性使然吧。
说个有意思的小例子。1637年，崇祯十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首次到达中国，英国人很兴奋，以为从此可以狠狠赚中国人的钱了。结果，他们连一件英国货都卖不出去，只是抛出了8万枚西班牙银元，满载中国货而归。
明朝对洋货没兴趣，但为何对洋元（白银）这么有兴趣呢？
2
在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之前，明朝法定的货币，已经崩溃了。
明朝建国后，最初的法定货币，也是唯一的法定货币是铜钱。7年后，洪武八年（1375）起，明朝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开始了明朝的纸币时代。
为什么要改铜钱为纸币？
明朝的官方说法有三点：
一是如果用铜钱铸币，由于铜矿缺乏，民间不得不以铜器上缴国家，这是劳民伤财；二是当时民间已经出现了盗铸铜钱的现象，扰乱国家货币秩序；三是铜钱分量重，长距离交易、携带和运输，远远不如纸币方便。
道理大家都懂，但是，明朝发行纸币，竟然没有准备金的概念。
有多少储量的铜钱，就发行相应数值的纸币用于兑付，这在当代是一个基本的金融常识。而在当时，包括最早发行纸币的宋、元两代，基本都没有准备金的理念，想着用纸一印钱财就滚滚来。元朝的崩溃，一大原因就是滥发纸币引发通货膨胀造成的。
朱元璋只想着学宋元两代印钱，想印多少就能印多少，多爽，但他从未想过元朝真正的死因是什么，以为只是被自己的雄才大略打垮了而已。
不难想象，大明宝钞从面世之日起就开始贬值。
大明通行宝钞
由于发生不可控的贬值，朝廷就加大发行量，从而造成更迅速的贬值，这是一个无解的恶性循环。
洪武二十三年（1390），大明宝钞仅仅发行了15年，钞值已经贬到官方定价的1/4。到宣德十年（1435），大明宝钞发行60年之时，宝钞对白银的市场比价，降到了1000贯抵1两（官方定价是1贯抵1两）。也就是说，明朝的法定货币在60年间，贬值千倍，形同废纸。户部经过调查后表示，民间交易，只用金银，宝钞没人用。
面对大明宝钞刹不住车的贬值，朝廷的应对也很奇葩：一开始是用权力，禁止民间使用铜钱、金银交易，后来想到要回笼旧钞，但回笼过程还想着以新钞来搜刮社会上的白银，导致彻底失败。
直到大明宝钞发行大约100年的时候，即正统至成化年间，宝钞在民间流通中彻底绝迹。这个时间点，跟元朝的寿命（97年）差不多，但明朝没有因此灭亡，只是多亏了朝廷的变通。
从正统到成化年间，朝廷逐步放开“银禁”，“朝野率皆用银”，相当于 *** 被逼放弃了已经崩溃的法定货币，重新锚定了具有硬通货性质的白银，从而拯救了明朝的经济体系。
到嘉靖末年，明朝的赋税几乎都是通过白银收取，甚至国家的各项财政支出，包括军饷、工程营建、 *** 采购等，也都用白银。
这说明，在1560年代左右，虽然朝廷仍未承认白银是法定货币，但在现实中，白银已是整个帝国的之一货币。
白银一旦成为明朝的首要货币，它的产量就变得至关重要，重要到可以影响帝国安危。但是，中国本土的白银产量非常有限，即便明朝中后期在广西、云南等地加大开采力度，所产仍然远远不足以应付整个社会的货币需求。
救命稻草来自于我前文所说的海外白银，包括日本产和美洲产白银。
这里有一个非常巧合的时间节点：当明朝需要大量白银的时候，日本和美洲的银矿刚好被发现了，大航海时代也刚好来临了。
嘉靖时期虽然厉行海禁，其实对走私贸易禁而不止，仍有大量沿海人民以中国制造换取世界白银。而且，浙、闽两省人从这种海外贸易中获利甚巨，从大海商、大海盗、地方豪强富户，到朝中士大夫、官员，形成强大的利益共同体。
但也正是在嘉靖时期，海上走私贸易的问题，以“倭乱”之名被当成政治问题提了出来。
从嘉靖二十六年（1547）朱纨受命巡抚浙闽开始，明朝对之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走私贸易进行收紧。无论是朱纨处死大海商许栋、李光头，告发浙闽士大夫勾结“倭寇”，还是后来胡宗宪诱捕纵横东南海域、在日本叱咤风云的大海商汪直，都是政策管制趋严的表现。
然而，这是一把双刃剑。严禁海外贸易，相当于切断了白银输入的路径，引起浙闽两省的内部反抗不说，光是对于明朝货币的供给而言，就已经造成了白银紧缺的恶果。
所以，1567年，隆庆皇帝上台后，帝国已经有撑不住的迹象，赶紧开放了“海禁”和“银禁”，以宽松的政策，促进白银流入。巨量的白银，最终缓解了明朝的经济窘迫，并促成了后来张居正的改革，增强了朝廷的财政实力，使其能够为之后的“万历三大征”买单。
如果嘉靖再活10年，或者没有隆庆开关，继续执行严苛的海禁政策，明朝能不能撑到17世纪，真的很难讲。
可以说，明朝最后的命，是白银给的。
3
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明朝续命依靠白银，明朝的死，最终也因白银而起。
稍微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一个很著名的论断：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明朝中后期。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资本主义萌芽，正是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和进口催生出来的。
白银类似于当代的外汇，为了换取外汇，明朝发展出了成熟的外向型经济，促进整个社会向着专业化、商业化，甚至跨国、跨区域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随着国内外对丝织品、棉布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土地从粮食作物改种桑麻等经济作物，越来越多的人改行进入到纺织生产和贸易行业。这些地方的人民得风气之先，游走在海外贸易的灰色地带，赚得盆满钵满，成为更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
传统理解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江南、东南沿海地区被冲击得七零八落。
白银大量进入中国社会，财富暴涨，也改变了当时人的金钱观念、消费观念以及社会关系。
我们熟知的，《金瓶梅》等 *** 小说在晚明的泛滥与畅销，正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市民阅读情趣的产物。这引起了一些观念保守者的警惕，他们认为，拜金主义、奢靡消费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表现，而归根结底是整个社会对白银的渴望引起的。他们呼吁大家回到明初那种纯粹的自然经济时代。
回去是不可能回去了。
但朝廷真正的隐忧，并不在于白银引起的商业发展和风气演变，而在于国家彻底失去了货币的控制权。
早在弘治时期（1488—1505），户部尚书丘濬就从明朝的统治需要出发，主张应该由君主垄断货币权，如果朝廷放弃货币铸造权，就会造成社会混乱。
我在前面说过，明朝的法定货币大明宝钞，因为无限制发行而崩溃，白银于是取代大明宝钞成为国家的主要货币。但由于中国自产白银十分有限，明朝 *** 无法行使白银铸币和发行权。虽然很长时期内朝廷并未承认白银的法币地位，但实际上，国家已经默认了白银的流通及其重要性。而 *** 手里又没有白银货币，大量的进口白银货币由外贸巨商掌握，这相当于国家把金融命脉委之于商人。
以丘濬为代表的一些官员，预见到国家垄断货币权的历史，在明朝中后期结束了。国家权力，将被极大削弱。
果然，明朝晚期 *** 一步步向操控了进口货币的商人妥协，制定了一系列重商政策。著名的“一条鞭法”，就是帝国内部， *** 与商人、社会相互博弈的产物。张居正曾说，“一条鞭法”乃“势所必然，势所必行”。顺应了白银货币化的趋势，明朝国家财政收入，在“一条鞭法”全面实施后，提升了整整一倍，从国库一年收入200万两白银，飙升到400万两左右。
然而，一场巨大的危机悄悄降临。
关于明朝覆灭的原因分析，我们已经写过很多，比如气候因素、自然灾害、民变频发、满洲崛起、朝廷党争，甚至最后一任皇帝努力自救但使错了方向等等。应该说，任何朝代的沦丧，都是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白银，也参与了埋葬明朝的整个过程。
虽然明朝皇帝自始至终抗拒海外贸易，不到绝路不会开放海禁（隆庆开关），但事实上，基于白银这种介质，明朝在15世纪末以后的大航海时代中，扮演了世界经贸中心的重要角色。有学者指出，在“丝（丝绸）银（白银）对流”的贸易中，形成了以明朝中国为中心的南海经济共同体。
明朝由此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中，与寰球共冷暖。
1620年代起，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西班牙等国家重商主义盛行，开始采取措施遏制白银外流。中国商船原来每年有40多艘停泊于马尼拉，到1629年，仅剩下6艘。贸易萎缩，输入中国的白银锐减。
1634年，西班牙颁布了紧急限制贸易的征税令。
1639年，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的大屠杀。
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的所有贸易往来。
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印度果阿港与***的贸易线也被切断。
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急剧下降。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崇祯时期。
朝廷早已丧失货币控制权，常年对后金、对内乱的战争都需要巨额财政，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世界却不太平，经济危机来袭，白银输入的通道几乎都断了。这就是崇祯统治时期，朝廷一直处于缺钱状态的深层原因。崇祯朝的悲剧，真是一半在人，一半在天。
明朝 *** 采用的应对办法，是加税。从1618年至1636年，18年间，连续七次增税以应付满洲人的入侵和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这些新增的税收，从社会中抽取了大量白银，让处于经济衰退期和自然灾害频发期的整个社会雪上加霜。由此触发更多的民变和反抗，明朝逐步走入死循环。
帝国的贪官和巨商，原来就有窖藏白银的习惯，巨额白银被藏入地窖，退出流通领域，如同进入黑洞。如今，白银紧缺，民间惶恐，也纷纷窖藏白银自保。结果，一方面海外流入的白银少了，另一方面国内流通的白银也少了，造成了严重的银荒。
1642年，崇祯要求户部发行5000万贯纸钞，每贯兑换白银0.97两。这是想 *** 裸地从老百姓手上抢劫白银，时人评论说，“百姓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纸”？
1643年，安徽桐城人蒋臣赴京出任户部主事。他经历过家乡民变，在日记中说，如今天赤如血，流民万里，无外乎就是贫户去抢富户的白银罢了。
一年后，明朝覆灭。死因之一，被诊断为“白银中毒”。
参考文献：
全汉升：《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中华书局，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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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树志：《明史讲稿》，中华书局，2012年
晁中辰：《明后期白银的大量内流及其影响》，《史学月刊》，1993年第1期
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
《大明王朝1566》中，赵贞吉不肯借粮给胡宗宪分为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具体介绍如下：
一、根本原因
赵贞吉是浙江巡抚，浙江比较富饶，黎明百姓的日子也是比较舒心，那么赵贞吉的官也是很好做的，他也取得一些比较喜人的政绩，受到一些嘉奖。赵贞吉借粮食给胡宗宪是有风险的，先不说胡宗宪有没有粮食还给他，他最终要考虑是自己的权益。古人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胡宗宪管辖的地区出现缺粮的现象是因为朝廷的四方势力内斗造成，赵贞吉一点也不想卷入这场战争，为了自保，他不想借粮，这是根本原因。
二、直接原因
小阁老严世藩和赵贞吉的老师徐阶分别写信说明，不能借粮给赵贞吉。小阁老严世藩和徐阶都是朝廷重臣，赵贞吉是要给他们三分薄面的，这是赵贞吉不借给胡宗宪粮食的直接原因。虽然胡宗宪与赵贞吉有同窗之情，但与官场上的尔虞我诈，赵贞吉还是比较重视前者的利害关系。小阁老严世藩和徐阶是希望赵贞吉管辖地区发生暴乱，如此一来，他们心怀鬼胎的计划就可以实施了。严党就可以趁改稻为桑大捞一笔，徐阶可以就严党 *** 事情大做文章，一举扳倒。
胡宗宪也不是束手就擒之人，他对赵贞吉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相劝借粮未果，他改变策略了，以抵挡倭寇为名调派军粮，让赵贞吉没有借口推脱，在加上嘉庆帝蜻蜓点水让内斗的朝臣知道，他也想解决胡宗宪管辖区域的水患问题，于是各方势力，互相妥协，小阁老和他的老师也授意借粮，胡宗宪无可奈何地将粮食借给了赵贞吉，挽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减少了水患带给朝廷的损失。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 朱纨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 未设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 王忬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 李天宠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 胡宗宪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 阮鹗
？-？ 赵炳然
以上应该抗倭的主要时期的历任浙江巡抚，全部非之一手资料，均来源于 *** ，或有讹误。嘉靖历45年，不知有多少任浙抚，题主这个问题太狠了。
作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左宗棠在清末的地位毋庸置疑。他一生虽未按照一般的科考之路步入仕途，但也是从基层起步，最终成为巡抚、总督，乃至军机大臣。因而这样优秀的左宗棠，若是在今天，大抵算是个怎样的官？或者说，巡抚和总督这类的职务，在今天非常于什么职务？
巡抚和总督，其实都不是清代的产物。"巡抚"一词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而"总督"一词最早见于《汉书》。在早期，这两个词象征的就是其字面意思，即"巡视安抚"某地和"总管督理"某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史料之中，总是出现"巡抚六镇"、"总督漕运"这类的记载。
对于元代将全国划分为多个行省一事，我们至少都是有一些印象的。而明代和清代承袭并发展了这一制度，因此清人也把各地称为"行省"或"直省"。且不仅是这样称呼，康熙初年，朝廷更是宣布"行省"是督、抚、布和按这些官职的辖区之名。
总督的辖区共有九个，即直隶、两江、陕甘、湖广、闽浙、两广、四川、云贵和清末的东三省。而巡抚的辖区，以行省为基础，先后总共划分了三十余个。
确定了各自的辖区，下一步便是明确巡抚和总督的职权，并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给督抚们一些特别权力了。
出任巡抚的朝臣，除了巡抚这一实际官职外，还要兼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如果吏部请旨成功，巡抚还要兼任兵部侍郎。而出任总督的朝臣，要兼任都察院右都御史，且也要视情况兼任兵部尚书。在左宗棠任职过的浙江和陕甘是督抚兼有的。而通过他们可以兼任的职务，我们就可以看出巡抚是在总督之下的。
再细化到左宗棠做过的浙江巡抚和陕甘总督。浙江巡抚这个职务始于顺治二年（1645），驻地在浙江杭州。在顺治至干隆年间，浙江巡抚曾短暂升为总督，但后又恢复原制。
而在赴任后，左宗棠作为巡抚，首先要完成的就是行政工作。在举行乡试时，他要作为监临官，维护考场秩序。这就像是各省招生委员会主任。在漕运方面，他要总管全省事务。这就像是各省的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局长。在财政方面，他要及时向中央奏明地方财政情况，并监督藩库，也就是清 *** 设立在地方的国库。这就像是各省财政厅的厅长。
在人事安排方面，他要总管全省人力资源。这就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且他还要裁决域内刑事，组建并统领绿营。也就是说，左宗棠还是"司法厅厅长"和"军区司令"。
作为浙江巡抚，左宗棠还有两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治理水患和对外交涉。浙江沿海，又处于钱塘江水系的下游，因而水患频繁。所以来浙江任巡抚，就意味着左宗棠得化身李冰和华信，和"龙王"们斗智斗勇。而因为浙江又处在与列强接触的前线，所以左宗棠还得化身特派外交大臣，和列强斗智斗勇。
而陕甘总督这个角色，于左宗棠而言，也是得他使出浑身解数的。总督在巡抚之上，所以左宗棠在浙江的那些职权，在他成为陕甘总督之后非但没有消失，还给了他更大的责任。
且治所位于固原的陕甘总督，就像"入乡随俗"得努力治水患的浙江巡抚一样，还得承担很有地域特色，且非常重的军事任务。
陕甘两省是西北边防的前线，是清廷与西域诸势力，以及死对头沙皇俄国对抗的军事要地。有学者将历代陕甘总督的特点总结为一句话——"与兵事相始终"。左宗棠本人也是从军中起家的，在醎丰年间更是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同治五年（1866），清廷把左宗棠放到了历来需要出众军事能力的陕甘总督之位上。再加上西北还有大量少数民族，故而左宗棠还得花心思处理民族事务，承担起作为地方"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职责。
所以综合左宗棠在任浙江巡抚和陕甘总督时的职务，我们还不适合笼统地说他像是今天的"省长"。他作为地方更高统治者，统管域内经济、政治、司法和军事，是今天任何地方官员都无法比拟的。因而与其比较左宗棠类似今天的什么官，倒不如比较左宗棠和先秦诸侯有多大差别。
